因为，应然世界是有意义内涵构成的，它既有别于个人的心理状态，又有别于物理事实。
(60) (二)两种法治观务必达成最低限度法治之共识 规则主义法治观是产生于西方语境之下的法治理论体系，也是17、18世纪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卢梭曾说，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①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法治概念，即法治就是指依照法律治理社会、管理国家。(39) 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国家治理的空间差异与法治统一之间的张力无处不在。(38)[美]N.K.考默萨著：《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申卫星、王琦译，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6、236页。⑥ (二)实用主义法治观的兴起与盛行 二战之后，社会工程法学、法律经验学说、经济分析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及批判法律运动等美国土生土长的法学流派或思潮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抛弃欧洲法学正统，并不强调某些预设法律规则的权威，也不把法律规则当作社会治理的全部准则，而是以一种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致力于研究在具体情境之下法律规则发生实效的手段以及法治如何有效促进某项社会改革或治理目标的实现。由此产生的频繁冲突和作为这一现象之土壤的完全的工具主义法律观，会破坏我们的法治。
只有凭靠这种方式，政治组织社会才能使自己得以永久地存在下去。在法治经验极其匮乏的历史条件之下，社会各界还来不及思考法律实施的具体运作与社会实效问题。而没有核心的领导也不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不断打开新局面的坚强的党。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问题导向体现了我们不仅看到成绩和有利条件，更看到问题和短板。信息是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基本依据，也是对政府行为做出判断的基本依据，信息公开就要求行政透明，做到阳光行政。以上述三大战略为重点的治国理政是形成国内、国际全方位布局新战略的主要体现。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显示了治国理政清晰的新理念新思想的发展脉络，充分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新战略。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方案》填补了制度建设方面的多项空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我国的执政党，也是领导国家政权和整个社会的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理念引导、目标导向、制度保障作为一个整体设计体现了十三五规划的可操作性
[12]应该说，《网络安全法》对国家网信办的赋权已经走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此外，还有的表述限制过宽，如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二）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内容治理义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单位要依法开展活动，发现互联网上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害信息时，要采取措施，停止传输有害信息，并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同时，该办法对未对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审核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也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3]刘艳红：《法定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6期。[10]据统计，我国2018 年仅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就已达 711.1 亿 GB。
（三）网络运营者的法律责任设置欠妥 以《网络安全法》为代表，我国法律、法规、规章等均规定网络运营者对于用户发布的信息应履行管理义务，即：发现网络非法有害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尹建国：《网络信息内容分级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10期。
[20]即使是通过技术手段做出的自动处置措施也是由网络运营者制定的处置规则（如过滤或屏蔽的关键词）决定的，而处置规则的设置就包含有网络运营者的主观判断。尽管国家网信办出台了《网络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但几乎与之同时，文化部也出台了《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12]张新宝、林钟千：《互联网有害信息的依法综合治理》，《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此外，我国立法对于网络运营者就自己的管理行为何时应享受责任豁免也语焉不详。首先，应以我国《宪法》第51条为界定非法有害信息的指南和原则。第三，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
另外，也有学者从宪法学角度论及这一问题，参见郑海平：《网络诽谤案件中通知—移除规则的合宪性调控》，《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14] 最后，应坚持法律保留原则。
再加上文化部2011年制定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网络直播从业者及网络运营者就可能受到至少3个部门、4个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制。完成国家网信办交办的事项。
此外，行政法上对这一问题也有讨论，例如孟星宇：《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视角下的国家赔偿责任及其嬗变》，《法学论坛》2018年第2期。然而从技术层面来看，要实现保护青少年利益这一正当的立法目的，除了全面禁止所有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信息内容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对基本权利限制更小的规制手段，那就是依照信息内容适合的用户年龄层次对信息内容进行分级管理。
对于网络有害私信息，则应将其理解为所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6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张志铭、李若兰：《内容分级制度视角下的网络色情淫秽治理》，《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尽管国家网信部门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威信，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它仅仅只是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在国家机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远低于国务院部委，所能够行使的权力也是极为有限的。
[22]例如，腾讯在微信服务协议的第8.1.2条中就将非法有害信息从九不准扩大到了十六不准。在民事侵权领域，《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发现（明知）其平台上存在非法有害信息（侵权信息）或接到被侵权人的通知时负有删除该信息的义务，否则即应与侵权人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此外，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的记录备份应当保存60日，并在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15]李建华：《信息内容安全分级监管的体系架构及实施探讨》，《信息网络安全》2001年第2期。
从法治的角度出发，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网络安全法》第47条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修改为其他法律。[11]为此，笔者建议多方并举以完善我国的信息内容治理体系。
《网络安全法》则在第12条对网络非法有害信息的界定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法秩序必须具有统一性，[13]非法有害信息的界定也是如此。安全管理义务 引言 我国对网络非法有害信息厉行规制由来已久。刘轩：《日本网络内容的治理模式及其现实困境》，李卓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5年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251页。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凡与《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不一致者，丧失法律效力，不得予以适用。同时，在私权的保护上也应以被侵权人主动主张权利救济为主要方式。
（一）提高和巩固国家网信办的法律地位 要真正建立起稳定的1+X体系就必须妥善处理好各部门监管权限的协调问题、强化国家网信部门的权威、提升网信部门的执法能力。[19]（2018）沪0115刑初2974号。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作者简介：陈道英，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